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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纳杰] 第一个，如果把红利设一个上限，或者只是简单来做，这反而会适得其反。如果说红利得到的风险越大，就需要更强的监管。除此之外，我们来看一下延期，这是跟短期的风险密切相关的。08年的时候，所有的银行高管都是把薪酬跟长期的股票表现挂钩了。但是，现在却没有延期的安排。所以说，在真正的长期的股票表现兑现之前，你是没有办法充分的估计它的充分影响。第三个既有宏观层面也有微观层面的安排，大部分的红利直接进入到交易上，而不是进入到经纪人那里。当交易成功的时候，银行的高管是拿到更多的薪酬，但是交易失败的时候照样拿到钱，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安排。我的解决方案就是一个三角形的框架，风险越资本的拨备、利益的分享，既要看风险，还要看薪酬，以及股东帐户的信息。 [12:20:31]

[贝纳杰] 所以，这三者缺一不可。其中一个最直接的方面叫做交易商的利益。现在在一些比较大的合同当中，这部分的收益是非常大的，其实是应该交易商来付钱的。我相信给交易商的薪酬的体制，应该加以改革。交易不像一级方程式，更变成一个规模性的经济的概念，而且跟一些央行其他的一些政策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这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越大，从而带来的薪酬越高的现象，就会因为这样一个三角形的架构安排，得以缓解。 [12:22:47]

[贝纳杰] 可能这样的建议对于大部分的银行来说，40%、50%的银行，觉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应该考虑的选择。而且无论是对于银行还是对于金融业的基础设施来说，都是不合理的。目前来说，这个体系还是平等的。但是必须要强调，整个体系还是由金钱来进行的，毕竟不是银行家，银行家来工作主要目的是收入，不是说文化、体制等等任何问题。 [12:23:33]

[贝纳杰] 所以，政府对于薪酬的考虑，对于减少奖金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出现一个全球联动的对应才会有效果。他们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才能够实现全系统的稳定，要改革的话是大家共同的利益。谢谢！ [12:24:17]

[沈联涛] 谢谢贝纳杰的精彩发言，他以他特殊的管理咨询的角色去看待这个问题，宏观的危机有微观的激励机制的因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看法，他认为我们的改革对这一方面不一定会太成功。现在把握的时间还可以，留了十分钟给大家提问。首先我要祝贺上海市政府跟“一行三会”邀请了这么好的专家，不同的角色来考虑这个问题。我利用主持人的角色，先请玛丽莎·拉戈部长回答一下你们的改革不一定会成功这个问题。 [12:25:46]

[玛丽莎·拉戈] 说实话，贝纳杰先生说的内容非常智慧，而且总结的方式也是让我们记忆深刻。的确我们有两个方面重要的问题需要关注，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这个事情就不能解决。一个是要全球统一来进行。我们知道全世界目前的资本是非常流动的，到处都在跑。我们必须要能够抓住这个流动的资本。所以，我觉得这是你提出的一点。您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机构还是要存在，机构还组织是我们非常关键的合作伙伴，我们要进行机构改革，需要公司的治理以及非常有领导力的机构，尤其是股东，让所有人参与才是关键。 [12:27:04]

[约翰·莱克] 我非常支持贝纳杰先生的观点，我也有几个观点。首先我们向各方表明清楚了，我们不感兴趣银行是大的，还是小的，不管薪酬机制是少还是多，问题是薪酬的激励机制是什么，我们需要关注激励机制本身的设计。另外，我们需要董事会，清楚的说明他们的薪酬政策是什么，让他们把薪酬和风险结合起来，让董事会独立来进行，不受到任何管理层的压力。第三，整个过程已经发展的很好了，我们已经出现了一个变化。 [12:27:53]

[约翰·莱克] 如果将风险进行量化，对风险进行定价，从而相应的设定薪酬机制，我觉得贝纳杰所说的观点，给我们监管方提供这些反馈，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这种对话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智慧的。这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也可以进行这样的对话。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万里长征上走了第一步了。谢谢大家！ [12:28:57]

[沈联涛] 很好。有没有观众想提问。 [12:29:10]

[现场观众] 我是上海交通大学新闻学院的。刚才玛丽莎·拉戈部长讲的改革方案我觉得信息量非常大，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我想听她再讲一下，对于不同的金融企业监管的措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投行和对冲基金。对她来说，可能这个问题不一定很方便回答，如果你能够回答的话，非常感谢。另外，其他的嘉宾可以对此进行一些评论。谢谢！ [12:3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