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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现象是，相比十年前，乃至二十年前的社会环境，自闭症常识的传播、官方以及民间的康复机构有了新的发展，国家也把自闭症儿童的救助作为一项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倡导需要长期投入的事业。比如 2014年1月，教育部、发改委等七部门下发《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的通知，提及“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建设孤独症儿童少年特殊教育学校(部)”。

　　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也通过多种渠道发声，就大龄自闭症患者保障问题建言献策。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孙鹤娟提交了《关于健全自闭症儿童少年终身保障体系的建议》的议案，建议加大对自闭症儿童终身保障的投入。

　　孙鹤娟说，希望对自闭症群体建立一个终生服务体系，从出生到终老，针对各个阶段的不同需求都要有关怀。

　　孙鹤娟建议，每个社区都有一个自闭症人群的交流指导、康复训练的中心，这个终身康复体系建在社区，既减轻家庭负担，又能方便父母照看孩子。

　　孙鹤娟建议，把自闭症患者的康复训练费用纳入医保，统筹解决，不分人群，不分年龄段。对自闭症患者人群的就业，应该有专门的机制给予特殊扶持，对能力较强的自闭症患者，甚至可以给予一定的创业基金扶持。

　　多位受访的母亲都表示，希望国家能成立一个基金，她们攒钱交给基金，“房子抵给国家也行”。等她们老了、无法照顾孩子了，由国家把孩子们照顾终老。或者是成立既接收老人也接收孩子的养老机构，这样等他们老了，可以带着孩子一起住进去。

　　康纳洲的工作人员孙砚梅有一个21岁的自闭症儿子思阳(化名)。2014年，她卖掉湖北老家的房子，带着思阳来北京康复，也在康纳洲找到了工作。

　　孙砚梅早年离异，母亲中风8年，她一直一个人带孩子生活。

　　去年，孙砚梅参加过一次死亡体验活动，要写生前遗嘱，那一次，她认真思考了她死后思阳的出路。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托付给孩子的父亲比较好。

　　她给离异的丈夫发了短信，问万一自己死了，是否能把思阳送到他那里。

　　等了许久，前夫没有回复。（记者 王婧祎 实习生王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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