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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有多牛?全世界三成的提琴,都产自这

  黄桥镇一家提琴厂的生产车间。一边是越来越高的人力成本,另一边是不到5���润率,这是提琴大厂面临的现实问题。摄影/本刊记者 程昕明

  家族式的龙头企业

  在黄桥的提琴发展史上,凤灵集团董事长李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在他亲手打造的中国最大的乐器博览馆,《李书的人生之路》也被制作成宣传画面悬挂在显著位置。

  李书的身份很特殊,做过企业负责人,也做过乡镇领导。他如今的办公室仍是他30多年前当乡长时的政府办公楼,在这里,挂满了历任江苏省领导到黄桥视察的照片。李书介绍说,提琴行业是黄桥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所以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有的领导甚至上任的第一站就是到这里来视察工作。

  1973年李书进入溪桥乐器厂做学徒,土生土长的他与音乐最早的关联是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拉二胡。他从做琴头学起,从保管员、会计、供销科长、生产科长一路做到厂长。

  从1971年到1979年,厂里换过9任厂长,其中有一个厂长干了四个月被工人打到休克,没多久脑梗发作去世了。当地人把乐器厂称为“作气厂”,意思是厂里天天斗气,“大吵大闹三六九,小吵小闹天天有”。

  1980年,“霸道总裁”李书接管乐器厂的十天内开除了13个不服从管理的工人。“我年轻时脾气很坏,我在理上我就狠,不在理上我向你打招呼。”年近七旬的他回忆说。

  1984年与上海提琴厂的合作也是李书千辛万苦争取来的。为了这次合作,李书在一个月内跑了11趟上海,花好几天把提琴生产183道工序的价格背了个滚瓜烂熟。

  十年的合作做大了溪桥的乐器产业,也坚定了他独立发展的决心。“跟国营企业合作太难了,一个小时可以解决的事十天都办不完。”

  1993年,李书第一次到德国、意大利参加展销会,深受震动。“差别太大,我们的提琴卖100多,别人的卖1800,工艺上强太多了。”

  李书不服气,买了国外的好琴带回来研究,一个一个零部件拆开看。“同样都是人做的,我们是人吗?”个头不高的他始终有一股庄稼汉的执拗。

  1996年他再次到国外参加展会,发现自己的琴卖180块还有30%的利润。按李书的说法,之后他们又花了五年的时间把全世界大的提琴厂都冲垮了。“品质不低于它,但价格是它的十分之一。”

  1999年,李书辞去溪桥的乡长职务一心办厂,上级领导大惑不解,“1949年以来,我们泰兴的乡长、书记没有辞职的,你是第一个。”

  2000年,凤灵乐器有限公司改制为民营企业,李书担任法人代表,买下了公司100%的股份。2006年成立江苏凤灵乐器集团。

  2010年,年近60岁的李书把公司的法人代表变更为1978年出生的双胞胎儿子,如今他们分别掌管集团旗下的吉他厂和提琴厂。

  曾经有好几次,凤灵集团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上市,但是每次临到合同签字前他都退缩了。“手抖,不想用别人的钱。现在想起来还是思想不够大胆,有点保守。”

  如今,整个黄桥的乐器行业都多多少少带有“凤灵”烙印。李书介绍说,当地在工商注册的乐器企业有119家,其中有81个是从凤灵出去的。

  在3.4万人口的溪桥社区,大约有2万人在从事提琴生产。作为龙头企业的凤灵集团现在会把更多的前道工序下放到农村,制定制作和验收标准,农民们白天可以务农,晚上可以制琴,用李书的话说叫“工农两不误”。

  “低档产品让他们做,小市场让给他们。我们以出口国际市场、大城市大客户为主。”李书认为这是未来凤灵集团和黄桥提琴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东方克雷莫纳”之梦

  “这种放下锄头就做琴的模式,从客观上讲是必须佩服的。他们竟然能把这么复杂的东西做出来。”在北京新街口的一家提琴专卖店,一位提琴制作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这位制琴师介绍说,提琴制作包含了桥梁学、力学、声学、化学、几何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在提琴行业,也一直有机器生产和手工制琴之分,真正的高档提琴大多是专业技师从头到尾独立完成,顶多是一个师傅带几个徒弟,而不是黄桥式的流水线生产。

  这位制琴师制作一把价格在六万元左右的提琴通常要花两个多月的时间,一个月做“白琴”,一个半月做油漆。

  “提琴的木材通常要存放5年以上,否则很容易热胀冷缩,但是木材存储成本是非常高的,一般的小厂肯定做不到。如果琴很便宜,那利润只能从材料上压缩,有些提琴用的胶甚至都达不到国际标准。”这位制琴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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